我叫文荣钧,四川人,今年20岁,在警校读大三,年10月开始在四川绵竹的派出所实习,本来今年2月应该结束实习,但因赶上疫情,实习期将延至疫情结束。我有一个25岁的姐姐叫文丹,她是我最亲的人,她在贵阳打工,去年6月厄运降临,一开始姐姐只是膝盖疼,腿打不直,医院看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到8月越来越严重,连行走都困难,医院,诊断为恶性骨肉瘤。图为2月25日我在街头执勤。
图为2月25日我在街头执勤。
年8月底,我和爸爸陪着姐姐到了北京,当时对她隐瞒了病情,骗她说是旅游,医院经过检查最终确诊为右股骨下段骨肉瘤,姐姐也知晓了实情。医生告诉我们,她需要立刻入院做4个疗程的化疗,如果化疗情况好,届时可以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,如果情况不佳就只能进行截肢保命。
图为去年8月底,姐姐在住院前,我陪她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
不幸中的万幸,4次化疗之后,姐姐的病情有所控制,年11月进行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,缝了60多针的代价换回了她的右腿。手术后,姐姐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12个化疗疗程。姐姐手术伤口一个多月都无法恢复,今年元旦,因为肢体组织坏死,姐姐的右腿再次开刀,留着长长伤疤的右腿上又缝了将近20针。
图为年1月21日,总算逐渐恢复的伤口。
现在姐姐正在进行术后的第4个化疗疗程,我和她每天都要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联系,她总是装出没事的样子,但是我记得她以前的样子,现在的她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痛苦憔悴,吃不下饭,脱发,呕吐,口腔溃疡,发烧,不再有活力,跟那个从小与我相依为命的姐姐完全不同。
图为去年8月,在贵阳看病期间我推着姐姐。
我和姐姐在四川达州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长大,我们算是典型的“留守儿童”,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我们跟爷爷住在一起,姐姐大我5岁,从小都是她在照顾我。父母最长一次没有回家足足有7年,大概从年到年,期间都只有电话联系,因为年纪小,我对他们的长相都没有印象了。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,姐姐就会抱着流泪的我,安慰我,说让我好好念书,考上大学一家人就能在一起了。
我记得小时候每次父母打电话回家,我总是抢着去接,而姐姐都躲在一旁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姐姐其实更渴望父母的爱。姐姐为了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,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,后来为了多挣点钱,买了一辆小货车运送建筑材料,很少有女孩能干这种工作,但她为了一个月差不多四千块钱的收入,坚持了下来。
图为年1月21日,护士在给姐姐输液。
年,在姐姐的照顾下,我高中毕业顺利考上了警校,我的父母也回到了老家打一些零工,我觉得我们一家人总算可以过上平淡而幸福的日子,从小到大替我遮风挡雨的姐姐,终于可以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,谁知道却被一场病毁掉了希望。去年姐姐开始入院接受化疗时,我提出了退学去打工为姐姐挣医药费的想法,但姐姐和父母都极力劝阻,我最终回到了学校,并且申请到实习的机会。
图为年1月21日,妈妈看着病床上的姐姐不禁流下眼泪
为了凑钱给姐姐治病,我利用休息时间在建筑工地打零工,爷爷年近80依然还到地里劳作,但这些钱远远不能支撑姐姐治病的花费。到北京开始治疗时,医生就告诉我们16个化疗疗程加上手术,估计医疗费用会超过一百万元。治疗至今已经花了大概60万,医保大概报销了10万,家里的存款包括卖掉小货车凑的十多万早已花光,还欠了亲戚朋友30多万。姐姐曾经因为钱的问题有过出院回家放弃后期化疗的想法。
图为姐姐的各种治疗费用单据
我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时候,家乡阴冷的雨总是下个没完,我和姐姐买不起暖和的鞋子穿,她为了不让我的脚被冻坏,经常背着我去上学。如今姐姐右腿上那长长的疤痕一直在提醒我,正是坚强的姐姐努力支撑着让我们两个人一起熬过了辛苦的童年,现在轮到我努力支撑下去,为姐姐赢得站起来活下去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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