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队的生活有紧张也有放松，为了让战士们释放出更多的活力和朝气，严格管理下适当的休息放松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而此时的我们显然是快乐的，也有的人偷偷搞起了小动作。
如果天气可以，晚饭后大家可以在室外打打篮球、踢会儿足球。每当我们与其它连队打比赛时，连长就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督战。打得好时他默不作声，悠然地点上一根烟；如果要是处于下风，又赶上一次失误，那你倒霉了，连长往往会大骂：
“TMD会不会玩，不会玩下去。”
当兵的玩球，2分看技术8分靠猛。任你有再好的技术，也扛不住前边有人推，后边有人拽，底下有人掏。往往一场篮球打下来，大家的胳膊上都是伤痕累累。
连长骂人，一是逼大家拿出血性，二是警告对手不要下黑手，欺负了他的兵。此时他的身边总会有几个各怀鬼胎的兵，一边和连长嬉皮笑脸地讨论着场上的战局，一边试探着他的心情。要是发现他心情不错，话题就会马上转移：
一个兵：“连长，星期天我想出去一趟。”
连长：“有事啊？”
“我想去书店买几本书，没事时学习一下。”
连长：“可以，你去找文书登记吧！”
另一个兵：“连长，我也想外出。”
连长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“我陪他一起去。”
连长：“他自己找不到路啊？非得要你陪着。”
“连长我都好久没外出了。”
连长：“上个月没出去过吗？理由充分给假，不充分不批。”
“连长，我……”
连长：“去、去、去，靠边点，别挡着我。”
至于周末是不是真的去买书了，又买的什么书，连长是不会过问的。喜欢外出的经常绞尽脑汁地编着各式各样的理由，到最后实在编无可编了，仍要硬着头皮去试一下，才算死心。而连长对于兵们的心思早已揣摩得透透的，反正外出证就那么几张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！
足球场上的对抗则更为激烈，我当兵那几年正是甲A联赛最火爆的时候，除了连队之间的对抗外，还有地域之间的对抗。我们部队辽宁兵和吉林兵比较多，因此他们之间的比赛也会多一些。辽宁兵的踢法属于力量凶狠型，而吉林兵属于技术细腻型，在他们中间又数朝鲜族战友的水平更高一些，盘带、过人、射门精彩漂亮，期间还说着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朝鲜语。
至于足球比赛的结果，也跟甲A赛场上一样，因为朝鲜族战友那瘦小的身躯是抗不住辽宁兵的冲击的。
晚上7点，收看新闻联播，欢闹的操场瞬间空无一人。只剩下残破的篮板支撑着永远歪着头的篮圈，还有那摇摇欲倒的足球门。
俱乐部里，大家整齐落座，开始每日一次的坐姿养成，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思维可以穿越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而我却对新闻联播情有独钟，因为这是每天能了解外界的唯一方式。
我们连的电视机是锁在柜子里的，朝前的一面用玻璃做成，这也不知道是哪个仙人发明的高科技。初见它的样子时，我还担心过：这样放，电视的散热能好吗？
7点半，指导员用遥控器关闭电视，顺手把遥控器放在兜里，任谁也没有办法再把电视打开了。
有的时候，指导员临时有事出去了，遥控器就落到了我们手里，新闻过后想走的走，想留的留，随后俱乐部的灯被熄灭，本就收看不到几个台的电视机被调来调去，房间里也变的忽明忽暗起来，看着看着俱乐部的门会很瘆人的慢慢打开，然后伴着指导员的山东腔：
“我看看是谁不要脸，都滚，把那个（遥控器）给我拿来。”
于是大家悻悻的起身拿起小板凳，不断的回头张望，直到指导员狠命的按到关机键上，再来上一句：
“快滚。”
如果这时指导员是面带笑容的，善于察言观色的兵也会跟他卖卖萌，但是那个遥控器却死死的攥在他手里，谁也休想骗去。
当然指导员也不是每次记性都那么好，有时他也会忘记带走遥控器，这时全连的战士都会惦记着那台电视机。就是半夜下哨了，也要悄悄溜到俱乐部把电视打开，即使已经没有任何节目，也要看一会雪花。我想他此刻看的不是电视，是在感受自由的味道。
也有人就会给指导员捣捣乱，把遥控器藏到俱乐部的某个角落，让他发动全连的人一起找遥控器，期间再听听他要如何把这个藏遥控器的人弄死，也算是一大乐趣。
兵就是这样，越是这种调皮捣蛋的事越喜欢做，因为这是一种合理范围内的抵抗，也正是有了这些抵抗，才有了日后我们回忆时幸福的一笑。
晚间闲暇的时间，可以写写家信，虽然我们的字迹并不好看，语言的组织也没有那么有序，总是千篇一律的：
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：你们身体好吗？我在部队挺好的，吃的好、睡的好、……。”
家庭条件好的战友，也不忘了花言巧语一番，再卖卖惨，一张汇款单就到手了，而且还能名正言顺地得到一次外出的机会（银行取汇款），简直就是一箭双雕啊！
那时的我们除了给父母写，还给女朋友写、给喜欢的女孩写、给当兵之前的玩伴写，更有甚者会给同一营区其它连队的老乡写，反正盖上军用邮戳的信件又不需要花钱。
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对于爱情是懵懂的，我们开始尝试着解锁它的密码，当一封封执着的信件邮寄后，就开启了漫长的等待。
每当收到她的回信，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，而打开信件的手竟然也有些颤抖，虽然只有一页信纸，却也足足能让他看上十遍百遍，每次看后都折叠的整整齐齐，放在最贴近心口的衣服兜里。
九十年代中期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有很多新鲜事物可以分享，而我们却在军营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写出的信件自然没有那么丰富多彩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叫“尬聊”。
随着当兵的日子慢慢积累，她回信的频率越来越长，内容也变成了三言两语，直到再也收不到她的来信。此时这个兵已经失去了向战友们炫耀的资本，为了维护那可怜的自尊，依然说着“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”之类的话语，却仍不舍将那些信件丢掉，因为那上面还残留着她的余香。
当除了父母的信件外已经很少收到来信时，我们学会了“交笔友”，两个寂寞的人虽然素未谋面，但可以互诉衷肠，相互关心。也让苦涩的军营生活有了一丝甘甜。
而笔友的结交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郑锦欧他们每天在林荫小路的训练时，总有一位邻校女生驻足观看。一次训练时，他瞥见女生在地上摆弄着什么，不久就离开了。于是他果断地凑了过去，发现了一封压在砖头下边的信，大意是：
“军人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她，渴望结识……”
信中还留下了她的联络方式和姓名，或许郑锦欧并不是她心目中的那位兵哥哥，但当盖着军邮的信件到了她手里时，她又怎么知道是谁寄来的哪！
与驻地女孩交往是明令禁止的，也是指导员严加防范的，每封信件指导员都会亲自过目收发地址，幸好我们的同年兵黄龙已经成为了通信员。一般这种信件他都会事先帮我们收好，等检查完再收发。而郑锦欧为了更为稳妥，居然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。
就这样，他们书信往来了半年多，期间那个女孩依然去林荫小路观看训练，但她还是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兵跟她通的信。颇有些：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
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。
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”的味道。而郑锦欧又何尝不是，他曾多次跟我们表达过他的想法：要发挥线兵的特长，晚上将电话直接架设到女孩的寝室，即使是再高的楼，他也要爬上去。我们每次都笑他太傻，人都爬上去了，还架设电话做什么？当然他不敢怎么做，也没有人敢这么做。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，跟郑锦欧同班的黄春弄到了女孩的通信地址，闲极无聊的他也给女孩写了一封信，用的还是郑锦欧的笔名。不同的笔迹引起了女孩的怀疑。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：女孩来到军营，营区大门的哨兵马上跑步通知连里，指导员问明来意之后，就已经明白了七八分，虽然连里并没有这个名字，但是能准确说出“66分队”，必有内鬼无疑。但是戳在大门口处理也不是办法，无奈之下只好先把她带回连里。当我在窗前看到远处一个白衣白裙，长发飘飘的女孩跟着指导员姗姗而来，还以为是哪个战友的姐妹来探亲。直到快到连队门口，我才猛然发现，这不是小路上经常看有线兵训练的那个女孩吗！我马上感觉到：坏了，要出大事了。同时也暗暗替郑锦欧捏了一把汗。在连部里，指导员与女孩相对而坐，作为通信员的黄龙也免不了端杯送水，他这时已经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。为了听清楚他们的交谈，两只耳朵都几乎都要竖起来了。指导员当然不会现在就把这个人揪出来，再让他们见个面，他要做的是先把人打发走。于是经过一番对部队纪律的讲解，又辅以循循善诱的劝导，让女孩打了退堂鼓，最后指导员还带她参观了一下连里的环境。送女孩出营区前，指导员对黄龙说了句：“等着我”。指导再回来后，黄龙的那颗大脑袋，都让指导员戳得快裂开了。不到五分钟黄龙就全撂了，也不怪他不坚强，这事是明摆着的，也一定跟他有关系，抵赖是没有用的。郑锦欧当着全连的面作检讨，连里打算第二年让他当班副的计划也取消了。各班又召开班务会，对这件事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而后每个人又写了心得体会交到连里，才算作罢。从此林荫小路再也没有女孩的身影，鸿雁也不能带来女孩的信件了，留下的只有苦涩的回忆。当然，类似的事情不止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。记得有次团里在林校搞活动，各营刚刚陆续到齐，在向团值班员汇报时，一个女生大喊：“XXX，来了吗？”团长记住了这个名字，活动结束后通知军务股长：“查，不睡觉也给我把这个兵找出来。”最后这个兵晚上10点被带到了团部纠察班的禁闭室，写了一夜的情况说明。而他的连长和指导员也在外边陪了一夜。最后还真没调查出什么问题，这个兵只不过给林校的学生军训过，所以女学生才知道了他的名字。或许这个答复是他的连长、指导员给他出的主意，不过这个女同学的胆子也够大的，上千人的聚会，她都敢喊上一嗓子。待续未完原创不易，为了能让更多当过兵的战友看到文章，共同回忆难忘的军旅生活，请动动您敬过军礼的手，帮助我。
敬礼，永远最可爱的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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